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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偷摩托車到騎摩托車救火，他們發生了什么？性侵案難以啟齒，有什么辦法？孤兒三姐妹賠償款被侵占怎么辦？如何打擊網絡傳播淫穢視頻？父親去世、母親失聯，怎么給他找個家？今天，我們專訪了重慶檢察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團隊代表，看他們如何守護“少年的你”。
走進重慶市中醫院，這個總面積150平方米的空間，是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龔珊和她的同事們推動建立的全國首個省級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
有助于平復情緒的藍色房間，柔軟的沙發和玩偶，不同于冰冷的審訊室，這里更像一個安全的家。
在這個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能夠實現檢察官、警察、醫生協同辦案，一次詢問完成取證，還可以同步對未成年人進行心理疏導。這種模式的建立源于龔珊6年前的一次經歷。在深夜的派出所，她看到一個受侵害的女孩蜷縮著身體、不愿說話。她脫下外套裹住孩子，那一刻，她決心終止“反復詢問帶來的二次傷害”。2019年，在多方努力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落戶重慶市中醫院。
2020年，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向全國推廣重慶市“一站式”示范點建設標準。截至目前，重慶市已建成33個這樣的場所，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及時、全面的保護與救助。此外，龔珊還推動建立了全國首個省級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平臺，和團隊一起推動落實強制報告制度。日前，以梅玫、龔珊、唐煥然、吳波、李非白、孫文靜、王莉等7名檢察官為代表的重慶檢察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團隊，被中央宣傳部授予“時代楷模”稱號。
專門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檢察官通常被稱為“未檢人”，但在重慶，龔珊和她的同事們更為人所知的，是另一個名字—“莎姐”。它的源頭，要追溯到21年前成立的“莎姐”青少年維權崗。重慶市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梅玫，是第一代“莎姐”。2004年，初出茅廬的梅玫在庭審現場聽到的涉罪少年的一番話，推動了“莎姐”的誕生。
那時候，重慶市還沒有成立專門的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如何更有成效地處理未成年人的犯罪和保護問題，各個地方基層還處在探索階段。
2004年，梅玫和6名同事在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組建“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莎字取自團隊成員王莎的名字，同時“莎”代表莎草，有向陽生長、治病救人的寓意。他們開通“莎姐”熱線、設立信箱、打造談心室，探索辦案、幫教、預防、保護四位一體的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機制。
懲罰一個孩子很簡單，但引導一個孩子走上正途卻不易，梅玫為此堅守了21年。她還兼任重慶市第三十七中學校法治副校長，通過組織觀看法治電影、開展辯論賽、排演情景劇，開創了“玩在一起、學在一起”的普法新模式。
2022年，重慶北碚爆發山火，一名少年志愿者騎著摩托車在山間疾馳運送物資。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勇敢的救火英雄，曾是一個屢屢盜竊、連家人都近乎放棄的少年。幫助他完成這場蛻變的，是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孫文靜。而她依據的，是2012年被正式寫入新刑事訴訟法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即對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未成年人，設置6個月至1年的考驗期，期間未違反規定則作出不起訴決定。
記者：附條件不起訴對你來說，帶來的壓力是什么？
孫文靜：其實最大的壓力就是怕他再犯，6個月到1年期間，我就得隨時操心，如果他在這段時間再犯罪，我們就要撤銷不起訴決定，把新罪跟舊罪一起訴到法院。如果當初我起訴到法院去了，但他就是一個事，但我給他機會他又犯了新罪，再起訴到法院，他就是兩個事。
記者：所以這個機會也是雙重的，一方面讓他重新來一遍的機會，第二個給他自己加重的機會。你為什么要冒這個險呢？
孫文靜：我始終覺得如果被判了刑的話，那他可能就是有一個標簽，他以后可能會自暴自棄。
到未成年人檢察部工作之前，孫文靜在控告申訴部門工作了3年剛轉到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她就承辦了九龍坡區第一起附條件不起訴案件，為一名存在詐騙行為的少年設定了一年的幫教矯正期，其條件包括學業成績要求，參加公益活動，與父母進行深度溝通等等。
2020年，一次檢察官聯席會上，關于涉罪少年小渝的處理，眾人爭論不休。這個多次盜竊摩托車的“00后”，曾在14歲時因犯罪被判處拘役五個月，已被貼上“無可救藥”的標簽。
孫文靜和司法社工一起走進小渝的家，發現了這個少年內心深處的善與痛。她拿出了一份深入的社會調查報告，改變了局面，大家決定再給小渝一次機會，對他做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
孫文靜聯合社工對小渝開展為期6個月的監督考察，為小渝梳理出叛逆、自控力差等問題，帶領他徒步、騎行、爬山、參加讀書會，逐步建立信任關系。
六個月后，考察期滿，檢察院依法對小渝作出不起訴決定在一篇心得體會的末尾，小渝寫下8個字，“心系社會，共創未來”。一年后，當重慶山火肆虐時，孫文靜在朋友圈驚訝地發現，小渝曬出了現場照片。
在孫文靜的文件柜里，保存著一份幫教名單，名單上有140多名孩子，這是她的師父、老檢察官吳健因病去世前托付給她的。
2018年，包括重慶在內的13個省（區、市）開展了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未檢理的試點工作，這意味著未檢的職責范圍不僅僅是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犯罪，他們可以做更多。2018年年初，一場車禍讓三姐妹失去了相依為命的父親。那一年，大妹17歲，二妹10歲，三妹才只有5歲。這起案件走進了檢察官李非白的視野，當時她剛剛調入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門。
通過實地走訪，李非白了解掌握了三姐妹祖父母、伯叔姑姑、舅舅姨媽等親屬家庭情況，并第一次見到了這三個女孩。
最終孩子的姑姑被確定為監護人，檢察院還協調民政部門為三姐妹落實了每人每月1200余元的孤兒保障金，并聯系學校減免學雜費。但在之后的跟進走訪中，李非白和同事們發現，三姐妹的親屬對于前期賠付的20多萬賠償款有侵吞的苗頭，剩下還有80多萬賠償款。
經過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李非白和同事們果斷向當地法院發函，要求暫停支付剩余賠償款，但此舉給她和同事們惹來了“麻煩”，三姐妹的親屬將二妹、三妹扔在了檢察院辦公樓大廳。
面對壓力，李非白沒有退縮，她聯合民政局在全市首創“檢察官+監護人”共管賬戶，三姐妹的錢終于有了保障，原本回避家庭責任的大妹被李非白的堅持所感動，成年后主動提出擔任兩個妹妹的監護人。七年來，李非白從未離開過三姐妹的生活，就連她們爺爺去世后涉及的繼承糾紛，已調到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工作的李非白仍指導她們通過訴訟依法繼承財產。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未成年人檢察部檢察官吳波，在辦理一起性侵案件時，曾親眼看到過這些孩子生命中的裂痕。
從事未檢工作多年，出于職業敏感，吳波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吳波：看到這些細節的時候，當時我們就有一個想法，她肯定是心理上有問題了，馬上就聯系了心理老師對她進行評估。老師說很嚴重了，已經有自殺自殘傾向。而且在前不久還自殺沒有成功，被他們學校的老師給拉回來了。
這個情況讓吳波心頭一緊，他當即果斷暫停司法救助金的發放，聯系家長將救助金用于孩子的心理治療。
守護未成年人，既要多走幾步路，也要多給他們開幾條路。重慶市開州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主任王莉，打破了原有的法定代理人規定，辦理了全市首例檢察機關支持起訴指定愛心人士作為未成年人監護人的案件。
然而，經多方努力，始終聯系不上孩子的媽媽，知情人告訴王莉，孩子的媽媽已經重組了家庭，不想讓現有家庭知道自己曾經有過孩子。
最終，法院判決撤銷監護權隨后王莉嘗試多種可能實現的監護渠道，她推動檢察院、民政、婦聯、團委組成聯合調查團隊，走訪村社一一了解篩選考察愛心人士，為孩子指定監護人。
20余年來，“莎姐”青少年維權崗從1個拓展到45個，檢察官從7人發展到500余人，吸納1600多名社會志愿者、41個社工組織和100多位心理咨詢師，共同組成“護未聯盟”。很多同事進入檢察院的入職第一課，就是參與“莎姐”青少年維權崗的活動。7位代表中最年輕的檢察官唐煥然正是其中之一。
唐煥然，是一名曾經駐守新疆的軍人，2017年轉業從事檢察工作。為了更好地適應專業要求，他主動自學法律知識并通過司法考試，曾辦理重慶首例針對未成年人傳播淫穢視頻獲判賠償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現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未成年人檢察部檢察官。
從罪錯少年幫教到困境兒童守護、從家庭教育指導到網絡空間凈化、從民事公益訴訟到“一站式”詢問救助，21年來，大渡口區的那顆火種，已從“你們在哪里”的錐心之問，匯聚成“我們在這里”的堅定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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